木漏れ日揺れる一時
日光下树影婆娑的一刻
背の高い木を見て
抬头仰望那高大的树木
ふと思い出した
忽然想起
中学で仲の良かった彼と
和中学时代最要好的那个男孩
学校の裏山で
在学校的后山
木の苗を植えた事
一起种树的那件事
日の差し込む綺麗な
阳光灿烂的绮丽之地
お気に入りのあの場所で
两人彼此中意的那个地方
二人で交わした約束
两人许下的约定
今でも忘れずに
时至今日我也难以忘记
はっきりと覚えている
依旧在脑海里那般清晰
先は長いけれど いつかは
即使前路漫漫 不知何时
二人で植えたあの木は
两人种下的那棵树
今頃どこまで
如今已经
育っているだろう
长得多高了啊
木霊さえ響かない場所で
也许是那回声无法触及的地方
二人が残した言葉は
两人许下的诺言
心の中でも
仍然在心中
育っていくだろう
生根发芽
約束に近づくたびに
直到越来越接近约定的时候
緑のさざめく昼下がり
绿荫沙沙低语的午后
見上げた先にある木が
抬头仰望眼前那高大的树木时
記憶呼び起こす
不禁唤起了记忆深处的美梦
昔によく遊んだ女の子と
和从前那个青梅竹马的女孩
学校の裏山で
一起到学校的后山
木の苗を植えた事
种下了一棵树
お互い夢を叶えたら
当两人的愿望都已成真时
この木を二人で見に来よう
我们再到树下相见
あの時交わした約束
那时你我许下的诺言
叶う日が来るのは
若要待之实现
まだ少しかかるけれど
怕是还要许多时候
いつの日か叶うと信じて
但我们相信 终有一日将会实现
二人で植えたあの木は
两人种下的那棵树
今頃どこまで
如今已经
育っているだろう
长到多高了啊
木霊さえ響かない場所で
长到回声无法触及的地方
二人が残した言葉は
两人那时的诺言
心の中でも
在心中
育っていくだろう
生根发芽
約束に近づくたびに
越来越接近约定之时
目まぐるしく過ぎていく
世事太过变幻无常
時間に追われていても
即使我们被时间放逐
僕らの記憶の中で
在我们的记忆中
約束は褪せないだろう
那约定永不褪色
いつしか巡り会う頃
终有一日 你我将会邂逅
隣でまた笑えたら
相互依靠着肩膀欢笑
その時はきっと二人で
那时候我们两人

中苏边界冲突是指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高潮时一系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其中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其中的珍宝岛保卫战（亦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 [1]  。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同盟建立，双方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
面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2]  。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军队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又长远的影响。
名    称中苏边界冲突地    点中苏边境时    间1969年3月2日-9月11日参战方中国、前苏联参战方兵力中：814,000人、苏：658,000人伤亡情况中：100多人阵亡、苏：59阵亡主要指挥官毛泽东、勃列日涅夫
目录
1 历史沿革
▪ 清朝中期
▪ 近代以后
▪ 十月革命后
▪ 民国时期
▪ 建国初期
▪ 冲突升级
2 主要事件
▪ 珍宝岛事件
▪ 塔斯提事件
▪ 八岔岛事件
▪ 铁列克提事件
3 结果
4 影响
5 评价

历史沿革

清朝中期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
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叶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3-4]  。
近代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清）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中俄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698年九月七日(清康熙二十七年)，签订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
俄国占领中国北方示意图
俄国占领中国北方示意图 [5]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 [3]  ；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9年4月23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6]  。
十月革命后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 [6]  ，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 [7]  。
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和斯大林 [8]
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 [7]
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 [7]
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 [7]  。
民国初年的地图
民国初年的地图 [9]
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7]
民国时期
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下，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10]  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代表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 [10]  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 [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政权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11]
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2]  。
50年代中苏友好宣传画
50年代中苏友好宣传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毛泽东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 [11]
冲突升级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13]  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这是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 [3]  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1]  。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6]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 [11]
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3]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11]
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
珍宝岛地区
珍宝岛地区 [14]
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 [15]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即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 [3]  。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12]  。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11]  。
珍宝岛地理位置
珍宝岛地理位置 [16]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1]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11]

主要事件

珍宝岛事件
事件经过
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
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事件 [17]
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中方伤亡比对方少。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8]
在1969年3月15日的战斗中中方军队将一辆已经侵入中国境内，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击毁，迫使其乘员弃车。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Д. Леонов）上校阵亡。 [18]
1969年3月17日为争夺坦克，双方互对炮击，但均没能将辆坦克拉回。1969年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
康斯坦丁诺夫中校（伊曼边防总队队长）
康斯坦丁诺夫中校（伊曼边防总队队长） [19]
江。 [18]
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 [18]
战斗损失
在3月的冲突中，中国部队阵亡29人，伤68人，失踪1人。苏联方面阵亡不详，伤94人。整个事件中国部队共计阵亡71人（包括在4月之后的T～62坦克争夺过程中阵亡的42人）。 [20]
后续事件
中国政府于1969年5月24日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 [20]
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
中苏东北边界
中苏东北边界 [21]
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20]  。
塔斯提事件
事件经过
塔斯提事件又称孙龙珍事件，1969年6月10日
新疆塔城边界
新疆塔城边界 [22]
，中苏边界西部地区的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巴尔鲁克山），苏联边防部队阻挠中国牧民的正常作业，引发冲突，中国牧民孙龙珍（女）被苏军开枪打死。附近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还击，冲突升级。 [23]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6人死亡，数人负伤。中国军队无一伤亡。
事件后果
随着东部边界的冲突，紧张的局势蔓延到了中苏边界的西部区域。
八岔岛事件
事件经过
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青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 [24]  。
八岔岛事件
八岔岛事件 [17]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1969年时属于抚远县管辖）。 [24]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一只巡逻艇沉没。一人死亡，三人负伤。
后续事件
双方政府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
铁列克提事件
事件经过
1969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两个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其中一支巡逻分队28人（包括3名随军记者）被围全部阵亡。 [25]
战斗损失
中国部队阵亡28人，被俘1人，后被遣返。苏联方面阵亡2人，伤10人。
后续事件
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26]  。
备荒、备战、为人民
备荒、备战、为人民 [27]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因为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28]  。

结果

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29]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
军民联防保卫边疆的宣传画。
军民联防保卫边疆的宣传画。 [30]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29]
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 [29]  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
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20]
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29]
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29]
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31]
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29]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29]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 [29]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29]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29]
1971年以后，毛泽东也清楚看到苏联
毛泽东
毛泽东 [32]
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过火分析和国内政治需求坚持不能对苏缓和。1971年9月林彪夺权阴谋失败后飞逃苏联中途摔死，更使毛泽东认定苏联是中国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胁。苏联通过林彪事件更认定中国存在“内部危机”，长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泽东，为此继续保持压力。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 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自然得到缓解。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都公开认为过去关系来华各自都有责任。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33]  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影响

中苏边界冲突导致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瓦解。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局面，中共中央开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此次的外交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3]  。

评价

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作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过在看到当时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策略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斗争从本质上讲，仍是中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经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中苏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珍宝岛等地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承认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中苏两国间达成的这一边界协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二十多年前保卫中国领土斗争的正义性。
中苏之间出现的尖锐对立乃至武装冲突，对过去十分友好的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伍修权在九十年代曾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 [34-35]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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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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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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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反击战（国际称“中越战争”，越南称“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指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期间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称取得胜利。随后解放军开始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毁灭后撤出越南。越南人民军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最低点。
20世纪80年代，两国继续军事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了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20世纪90年初，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内，完成作战任务。9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52个英雄模范单位、79名解放军指战员和12名民兵以荣誉称号。
通过十年中越边境战争，维护了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影响是持久的，国力遭到了长期消耗和破坏，最终不得不改弦更张。1979年，中国军队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回收了此前援助越南的大量物资，并沿途摧毁了越北地区的军事设施、公路、铁路、矿山。

战争背景

越南统一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邻国，越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的郡县归属在中国行政区划中。随着五代十国末年越南丁朝从中国南汉独立，以及宋朝收复安南失败后，越南正式成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藩属国。
近代以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者的殖民地，中国沦为
接替胡志明主席的黎笋
接替胡志明主席的黎笋
半殖民地，两国命运相关，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唇齿相依情同手足。越共老一批革命者都有在中国战斗的经历，中越两国共产党在各自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曾在广东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二大改名为越南劳动党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在越南抗法斗争中，新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指导越军对法作战，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发起了抗美援越运动，派遣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进入越南，作战三年，击落击伤三千余架美机，牺牲千余人，不断地向越南提供大量物资。在越南抗美抗法救国的三十年间，中国约提供给越南折合二百亿美元的援助，大力支持了越南的解放斗争。然而，随着中国与美国恢复外交接触，中越两国的关系则开始变得严峻了。
1969年，胡志明在河内逝世，黎笋上台，取得北越领导权，并在1975年击垮南越政权统一越南。1976年，南越并入北越时，黎笋将越党第一书记改称总书记。与胡志明的亲中相比，黎笋则主张亲苏。
中美解冻
受地缘战略、经济因素等作用力的促使，美国直接参与了越南战争。但是，由于北越政府获得中国和苏联的巨大支持，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国防开支越来越重，经济逐渐被拖入泥潭。 1973年，美国确认从越南的撤军。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随后两个月内，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
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
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
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20世纪整个70年代，美国基本处于守势。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在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中美关系解冻，苏联的战略压力更是紧迫。
1976年，完成全国统一后，在苏联的支持下，黎笋着手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试图吞并整个支那半岛。1978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方针。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79年1月29日，中国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正式访美。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与卡特交换双边重大战略问题时指出：世界不安宁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同时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同时，邓小平批评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与越南一起提出要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对世界很危险。针对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邓小平还向美国暗示将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卡特专门通过美苏之间的热线打电话告诫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 。

战争起因

随着中苏交恶，越南在对华对苏关系
越南当局驱逐华侨
上逐渐开始棘手。而中美在1972年的接触也让尚未结束抗美斗争的越南感到不安。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开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越南党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靠边站，不再重用，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也被取消。在国内开始疯狂排华，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在中越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伤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制造了浦念岭、庭毫山等事件。撕毁1958年越南政府承认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声明，侵占中国南沙群岛96%以上的岛屿。
在东南亚，越南则走上了扩张的道路，打
越军入侵柬埔寨
败美国，并有苏联支持，装备有苏式美式装备的越南开始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就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1年印支共产党二大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分别建立共产党。但是这时，越南提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一统三国。在老挝革命成功，政府亲越的情况下，1978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柬埔寨。
对中国来说，越南在北方蚕食中越边境，在南方侵略中国盟友柬埔寨，是对中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威胁。此时的中国，主要压力还是在东南台海一线和北方中苏边境。对越南越来越反华的背信弃义的行径，广大边民和边防部队气愤不已。为了支援柬埔寨的反侵略斗争，使越南陷入两线作战的环境，并且为了维护边界安全。中央军委于1978年12月7日召开会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以昆明军区和广州军区部队组成云南边防部队和广西边防部队，消灭边境的入侵越军，并攻克一连串越南北部城镇，消灭越军在北方的有生力量并进行基础设施破坏，随后回国。

战争过程

战前准备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两国都感到了压力。越南一
对越作战前线指挥
对越作战前线指挥(2张)
 面让出金兰湾换取苏联支持，一面加紧占领整个柬埔寨。而中国则开始了频繁的调动。
由于国内刚刚结束十年动乱，而且军队自1962年以来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了（仅有1974年海军收复西沙群岛），中央军委决定以多击少，用牛刀杀鸡。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当面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调曾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作为中国军事顾问援越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东线集团以第41、42、43、54、55军及欠149师的第50军组成，西线集团则以第11、13、14军和50军149师组成。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部队被最大限度配属给各军，广西、云南部队也配属进作战序列。空军指挥航空兵13个师、1个航校、3个独立团、10个大队、1个电子干扰分队，出动各
越军兵力部署
越军兵力部署(3张)
 种飞机774架，担负境内巡逻防空任务；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担负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南海舰队在北部湾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170余架待命行动。针对苏联海军可能在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南海舰队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打击苏越入侵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在南线部队全面备战的同时，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进入一级战备，防备苏联的进攻。
越南也进入了备战。越军主力在柬埔寨作战，北线不是作战重
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
点，但是也集结了大批部队。解放军东线集群对面的越南第一军区，有越军11个师另9个旅、团。其中有“高北师”346师和“金星师”第3师，在一线的还有325B师、338师、473师、304师等部队。在第一军区的后面就是河内，驻扎有作为预备队的越南人民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解放军西线集群对面的则是越南第二军区，部署有345师、316师、316A师和344师等部队。越南在北线集结部队约15万。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开下达了准备开始自卫还击作战的通知。关于全军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传达到全军士兵。
战争爆发
战争分别由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两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
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省作战由临时调任的熟悉越军战法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分别为：11军、13军、14军、41军、42军、43军、50军、54军、55军及20军第58师、广西军区独立师、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广西军区2个边防团、云南省军区5个边防团）、2个炮兵师（炮1师、炮4师）、两个高炮师（高炮65师、高炮70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部队近56万兵力的解放军部队（例如，战前准备中各个甲种步兵师、乙种步兵师都扩编为12000人以上的临战编制），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越军以6个步兵师（第三、三一六A、三三七、三三八、三四五、三四六师），16个地方团及4个炮兵团，总兵力约100000人应战。
第一阶段
1979年2月17日～1979年2月26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克高平、同登，西线部队攻克老街、
解放军火箭炮对越南进行打击
解放军火箭炮对越南进行打击
柑塘，向越南境内突进了20-50公里。越军采取地方部队和公安、民军在边境一线节节抵抗，主力步兵师实施机动作战的战术，以空间换时间，与中国军队进行周旋。因其兵力火力不足，战术保守，虽然给中国军队造成了较大伤亡，但仍抵挡不住，重要战略城镇纷纷陷落。
1979年2月17日，在中越两国延绵500公里的边界线上，万炮齐发，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开始，同一天的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宣布对越开战。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分为东，中，西3路大军越过中越边境发起攻击。 [5]
坦克穿插
坦克穿插
17日，东线的解放军在炮击过后迅速进入越南境内，分三路进入越南。其中南、北两路对越南北部重镇高平钳击。部队进入越南后，遭到了越军的疯狂阻击。北路41军绕过越军346师的正面防御，向班庄、扣屯进攻。负责向南穿插的42军以126师为主力，组成穿插部队，向越南高平省石安县县城东溪穿插。以59式、62式坦克搭载步兵组成的快速穿插部队迅速进攻，顺利攻克了东溪这个西北直通高平，东南可到谅山的战略要地。
到17日下午，解放军在东溪构建起环形防御阵地，切断了高平越军南逃的道路，越军346师完全被围。为了阻挡解放军的进攻，越军炸毁了一个水库，以水障阻挡解放军的攻击。经过工程部队的架桥抢修，北路解放军得以通过水障。
2月18日，占领清水，越军在高
宜将剩勇追穷寇
宜将剩勇追穷寇
平战线以坑道顽抗，谅山、同登一带的导弹阵地被摧毁，老街激战，莱州越军退守黑河南岸。2月19日，中国突袭并占领河鹿县长白山。2月20日，攻陷老街、同登，包乐激战，2月21日，中方占领高平。2月22日，中方占领包乐，越军开始抽调驻柬埔寨与老挝的精锐正规部队回防，防守河内的2个师试图对高平，莱州方面中国部队展开反击，无功而返。
2月23日，谅山附近高马山爆发激烈攻防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河江。另有两个师在空军掩护下，进攻芒街、禄平。
2月24日，解放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高平发起攻击，经过7个小时激战，25日凌晨占领高平，但只消灭了越军地方部队，越军346师下落不明。随后，攻克高平的解放军对高平地区进行了清剿，遭遇越军346师撤出高平城的主力，经过长期的清剿，到3月上旬，歼灭了越军346师。
在攻克高平的同时，从东路进入
解放军冲进高平市区
越南的解放军开始进攻扼守中越交通要道的同登。驻守同登的则是越军第3师，依仗着层层修筑的工事阻击着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依然采用坦克冲击的战术，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出左右两支穿插队伍，直插敌军后方，切断了同登到谅山的道路。解放军利用坦克部队的冲击，将越军的防线切成几段，分割歼灭。越军依托残存防御和武器优势，将部队分批投入战斗，结果被解放军打退，突围无望。19日开始，解放军对同登越军开始全面进攻。先后攻克同登火车站，炸毁固守的“法国炮台”，突入同登市区，歼灭了越军第3师。
第二阶段
1979年2月27日～1979年3月5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广渊，西线部队攻占
163师进入谅山北市区
163师进入谅山北市区
沙巴、封土、铺楼，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随即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高平、同登先后被攻克，越南北部重镇接连失守，谅山孤立无援，一旦谅山被攻克，河内危险。越军连忙调兵遣将，准备死守谅山。2月27日，攻打谅山的战斗正式打响。
解放军进攻部队率先清理掉谅山周边的越军据点，到28日，谅山周边越军被消灭殆尽，谅山陷入解放军重围。3月1日，54军集中300余门大口径火炮对谅山市和周边附近越军驻地进行了30分钟的火力突袭，谅山一片硝烟滚滚，主要建筑变成废墟，而越军也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还击。解放军步兵
在谅山提供直瞄火力的62式轻型坦克
在谅山提供直瞄火力的62式轻型坦克
在坦克部队提供的直瞄火力的配合下，对谅山奇穷河以北市区进行全面攻击，到2日，北市区被攻陷，随后部队打过奇穷河，彻底占领南市区。整个谅山战役共歼敌万余人，越军308师大部被歼，整个谅山基本变成一片废墟。
随着谅山被解放军攻陷，整个谅山以南的一马平川呈现在解放军面前，河内无险可守。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在东线战役打响的同时，西线部队13军率先强渡红河。2月16日晚13军渡河部队就进入红河北岸准备偷渡，在17日凌晨7点前偷渡过4个团后被越军发现，随后偷渡变成强渡。到中午，在13军主力全部渡过红河后，杨得志命令13军向谷珊、谷柳、保胜纵深一带发展。到21日，完全摧毁越军纵深防御，为后续大部队继续进攻打开了道路。这时，越军316A师准备东进驰援老街，越军345师则准备阻击解放军南下。21日，13军39师开始阻击东去的越军316A师，13军主力则开始围歼柑塘的越军。解放军分兵抢占柑塘周边据点对反扑之敌进行阻击，到25日，全歼柑塘的越军，歼灭越军345师，重创316A师。
越军316A师见东援无望，滞留在沙巴地区。西线集群遂决定围歼该师。3月2日，13军对沙巴进行合围。13军149师以坦克分队开头，分六路沿公路对沙巴实施向心攻击。在炮火急袭过后，对沙巴的围攻开始。除了切断316A师南逃、东逃的路线外，解放军也切断了316A师西逃的路线。3月3日，清理完沙巴外层，3日，解放军占领沙巴并对周边进行清剿。316A师基本被歼灭。
14军进入越南后，迅速集中火力，向各个据点发起进攻。40师进攻的，是黄连山省原省会老街，这里交通便利，但是越军驻军不多。解放军没有费多大工夫，到2月19日攻克老街。14军41师则顺利拿下了没有多少防守的孟康，其次41师攻下了发隆。2月22日，越南北部基本全部被攻克，越军不得不从柬埔寨前线撤回部分部队，向中越边境增派。
第三阶段
1979年3月6日～1979年3月16日
中国军队边清剿边撤退，同时炸毁越北境内的重要军政设施
搜索歼敌
搜索歼敌
并掳获当年支援给越南的大量物资。越军从柬埔寨战场调回部分军队保卫河内，但其不敢和中国军队决战，只能远远尾随中国撤退部队。在撤军过程中，有少数中国部队遭到越南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军袭击，造成了一定损失。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战争结束。
3月5日，东西两线解放军深入越南境内40公里，攻克越南北部一系列重镇，越南首都河内直接处于解放军的攻击之下，战略目的已经达到。3月5日，新华社发表声明，宣布自卫还击效果已经达到，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军。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誓言抵抗到底，越军自柬埔寨与老挝抽调回国的正规部队正式抵达，已就战争态势准备就绪。前苏联开始增兵中苏边界，中苏大战一触即发。
在撤军时，由于并没有停火，越军随时可能反击，所以部队
被解放军俘虏的越军
被解放军俘虏的越军
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各部队交错掩护，逐渐撤回国内。在撤回的过程中，参战部队一路对越军进行清剿，彻底消灭了解放军占领区内抵抗的越军地方部队。在回撤过程中，解放军对越南北部城镇进行了基础设施破坏，并带走了大批工矿物资和武器，其中有很多是当初中国援助给越南的。在中国军队撤军后，越南北部的工矿业基本瘫痪。中国军队在后撤道路上遍埋地雷，用远程火炮队部队进行掩护，到3月15日夜，最后一支部队撤回国内。这一阶段的作战是进入越南境内进行大规模惩罚性作战，随着越南北部的被破坏殆尽，解放军胜利班师。
边境轮战
1979年对越大规模作战结束后，边境地区遭到越南入
“蓝剑-b”行动
“蓝剑-b”行动
侵的地带被肃清。但是越南并不甘心失败，越军趁我边防主力部队回国之时，趁机对边界上的部分高地、山头进行侵占，并大修工事，和解放军对阵下去。为了保障边疆安全，南疆部队对越军侵占的据点进行了拔点作战，并利用和越南作战的机会，将全军各主力部队纷纷调到边界进行作战锻炼，并在这一地区进行新式武器的实验。
扣林山、法卡山战斗
1980年10月，云南省军区地方部队对罗家坪大山进行拔点
解放军122毫米榴弹炮炮兵阵地
解放军122毫米榴弹炮炮兵阵地
作战，15日收回整个罗家坪大山。越军退出罗家坪大山后，对解放军阵地频频炮击挑衅，两军频频进行小规模冲突。时间进入1981年，14军42师126团于5月发起扣林山、法卡山战斗，于7日收复扣林山主峰，歼灭越军几百人。同时，该团2营4连在5月5日收复法卡山，随即整个2营进入法卡山进行防御，打退越军5次，该营被中央军委授予“法卡山英雄营”的称号。
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战斗
1984年4月，40师、41师、31师对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入侵越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是1979年进入越南作战后中越边境最大的战事。4月2日起，边防部队炮兵对老山地区越军防区进行了长达26天的炮击，对越军修筑的工事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在炮击的同时，各潜伏部队潜伏到了攻击高地的下面。4月28日，40师率先向松毛岭发起突击
边境轮战
边境轮战(4张)
 ，打响了收复老山主峰的战斗。在炮火的配合下，主攻部队几次冲上了老山主峰，但又几次遭到压制，退了下来。经过三次冲锋，尖刀连副连长张大权率领战士们拿下了老山主峰。4月17日，第31师在者阴山周边佯动，吸引山上越军消耗弹药，30日，全面对者阴山发起进攻，31师以伤亡不到百人的代价全歼者阴山地区越军一千多人。5月15日，解放军收复八里河东山。
越南第二军区调集313师准备对老山进行反扑。7月11日晚，解放军电子侦听部队发现越军开始在老山地区潜伏，于是7月12日晨，解放军炮兵向在老山地区潜伏的越军进行炮击，潜伏越军伤亡重大。凌晨五点越军开始反击，但均被解放军击退。

名称时间参战部队伤亡人数歼敌人数

省级行政区划：江西省（1930-1935）| 闽赣省（1933-1935）| 粤赣省（1933-1934）| 福建省（1932-1935）| 赣南省（1934-1935）| 湘赣省（1931-1937）| 湖南省（1930-1931，共和国成立前）→湘鄂赣省（1931-1937）| 赣东北省（1931-1932）→闽浙赣省（1932-1935）| 鄂豫边省（1932）| 湘鄂川黔省（1934-1936）| 鄂豫皖省（1932-1934）| 湘鄂西省（1931-1932）| 川陕省（1933-1935）→川康省（1935） → 四川省（1936）| 川滇黔省（1936）| 甘肃省（1936）| 陕甘晋省（1935）| 陕北省（1935-1937）| 陕甘省（1935-1936）→陕甘宁省（1936-1937）
直辖县：瑞金县| 西江县（1934年起）| 长胜县（1934年起）| 太雷县（1934年起）

重大决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
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密封锁、积极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国家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精心筹备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
建立政权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建国伊始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第一次苏代会
第一次苏代会(5张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张鼎丞、古大存 [3] 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
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
第二次苏代会
第二次苏代会(6张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张鼎丞、古大存 [3] 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邓子恢、张爱萍、李克农、康克清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根据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超过585人，其全体会议每6个月召开一次。
土地革命
1932年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由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和后方机关共 86,000 余人组成的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注：另一说为“于10月21日自雩都启程”）。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的罗山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由川陕苏区的苍溪启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的桑植刘家坪出发，其中：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 20000 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率领）长征行程 8000 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等率领）行程才是 25000 里。红军北上抗日代表了将士们的革命信念。
光荣终结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 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俄文译名：Кита́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预演。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长征正式开始。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1935年5月，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国家政体由此演变为联邦制。
10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结束长征。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同月，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并正式启用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与国徽。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对外继续沿用“中央西北办事处”的名义。5月，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
7月，红四、红二方面军撤离西北，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机关随军北上，西北联邦下辖之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不久遭敌镇压，归于失败。此后，西北联邦政府亦不复存在。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的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10月，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辖南方八省苏区之红军部队，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并开赴江南抗日前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7页）因此，“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而组织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的管理职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辅助职能，即便是辅助职能，它也是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行使的。

八路军
关于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周恩来
新四军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决定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新四军随即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双桥镇战斗
1931年3月9日双桥镇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四军于1931年在平汉铁路广水地区双桥镇，仅用7个小时，全歼国民党第三十四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速决战。为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的第一次围剿，我红四军决定利用敌人后撤的有利时机，以十师、十一师6个团的兵力，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出击。
1931年3月8日，我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决心乘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红十师的二十八团（今我团二营）、二十九团（今团部、三营）、三十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今一营）、三十三团和罗山县独立团等5个团的兵力，从50里以外实施奔袭，宁9日凌晨5时，包围了敌三十四师,随后即发起迅猛进攻。到13时战斗结束，仅7个小时，全歼敌三十四师（1个师部、2个旅部，4个团和1个炮兵营），活捉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余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是我红军指挥员抓住有利战机，实施进攻作战，红军战士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发扬勇猛冲杀、速战速决的战斗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后在一次作战中歼灭整师敌人的一次空前大捷。这一仗，重挫了敌人的锐气，打出了红军的军威，鼓舞了苏区人民，影响十分深远。 [9]
苏家埠战役
1932年3月21日—5月8日苏家埠战役，是徐向前元帅1932年3月亲自指挥的一次“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大歼灭战，歼敌3万5千余人，是红军战史上的一个范例。我红军团（当时的七十三师）参加了这个战役的围点和打援，在实战中提高了部队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锻炼了部队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战后二十九团（即我团三营前身）曾荣获方面军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整个战役历时48天，我仅用7个团的兵力，共毙俘敌3万5千余人，内生俘敌总指挥1名、代师长1名、旅长5名、团长11名，以及营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万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击落飞机1架，我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是鄂豫皖苏区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9]
夜袭青龙观
1934年8月9日夜袭青龙观战斗，是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的关键一仗。1933年12月，蒋介石驱使刘湘，纠集四川大小军阀14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川陕苏区发动了“六路围攻”。我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与敌人进行了7个月的战斗，使敌人遭到了大量的死伤和消耗，被拖得精疲力尽。此时，红四方面军决定我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将攻占青龙观，作为全军大反攻的突破口。
青龙观地势险要，正面只有一条石阶小路，两侧全是刀砍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当地群众说青龙观是“猴子难攀，飞鸟难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攻此，更易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突破口选定之后，徐向前总指挥把主攻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今我团二营），并亲自给全团指战员作战斗动员。青龙观一战，全歼敌周建辰一个旅及刘育英旅一部，共毙伤敌人千余人，俘敌近4千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总指挥由孙玉青军长陪同，亲临二七四团慰问。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二七四团一面锦旗，上面题写着:“备袭常胜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为红四方面军大反攻开辟了通路，同时，也丰富了我军指战员组织夜间训练、实施夜摸奇袭的经验。在部队以后的作战中，起了范例的作用。 [9]
攻克剑门关
1935年4月2日剑门关战斗，是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行动，接应红一方面军入川，实现两大主力红军在川西北会师而进行的一场恶战。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9日西渡嘉陵江后，碰到的最大障碍，就是通向川西北要道上的溢口剑门关。
剑门关地势极为险要，在行经川陕的古道上，南入成都的北大门。整座大山北高南低，峰峦高耸入云。北面是犹如刀切的万丈深壑，只有一条隘口通道，穿行在几丈深的绝壁夹道之中，真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四川军阀邓锡候，令其宪兵司令刁文俊亲带三个团的兵力，把守于此，企图阻止我红军西进。
徐向前总指挥以“出其不意，避强击弱”的谋略，作出决策：从剑门关以南渡过嘉陵江，由南往北攻关。这使我军避开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要隘，同时，迫使守关敌人由原来的面北防御，变为面南防御，天然屏障的雄关，起不到阻挡我军的作用，反而阻住了敌人自己的退路，变成我歼敌的有利条件。攻占剑门关主峰的重担，落到了我九十三师（今红军团）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二营的肩上。4月2日拂晓，王树声副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兄弟部队八十八师一部由西向东，九十一师一部由东向西，九十三师一部由南向北，对主峰外围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我三支部队象三把利剑，突然插向敌背部。敌人虽然拼死顽抗，经过几番争夺战，终于迫使其撤出原占阵地，退向主峰。
为了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我二七四团一、三营不顾几天连续作战的疲劳，向主峰阵地发起总攻击。经过艰苦鏖战，4月2日黄昏，攻克剑门关的战斗胜利结束，我全歼守敌3个团，敌司令刁文俊只身漏网。 红军二七四团二营的英雄们，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攻克了剑门关，为一、四方面军6月份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扫除了一大障碍。现剑门关红军墓旁的松柏，郁郁葱葱。徐向前同志题写的“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将传之后世，激励万代。

概述
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七、八、九军团（长征前）。
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前）
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
红十五军团：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包括第四、二十五军，后四军转移开辟川陕苏区，二十五军留在鄂豫皖，后来长征至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前，红七军团首先转移至闽浙赣根据地，与当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领导。
东北地区红军：193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将吉林省磐石、海龙县等地农民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全军共500余人。由李红光、孟洁民负责。1932年11月间，受中共中央派遣，杨靖宇赴红三十二军担任领导工作。从此，红三十二军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最早的武装抗日力量。随着红三十二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参军者日众，很快就发展至3000多人。1933年9月，红三十二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 [8]
第五次反围剿前
1933年6月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前）的序列表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
共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后）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后）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共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
以上两个是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军团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牺牲在西路军上）、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曹里怀，共辖：红十三师、红十四师
红七军团（1933年9月成立）军团长肖劲光、（后）寻淮洲、政委肖劲光（兼）、（后）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师、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
红九军团（同为9月成立）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师、红三十四师
红六军团（未设军团指挥机构，由十七师首长指挥），共辖：红十六、十七、十八师
另外，红一方面军还有以下几个直辖军和师：
少共国际师（后改为第十五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
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共辖：红七、八、九师
闽浙赣新十军，军长匡海龙、政委聂洪钧，共辖：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共辖：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
红二十六军，下辖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
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共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
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
红四方面军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共辖：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共辖：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
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共辖：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
（当时未有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2日于四川甘孜成立）
长征初时
1934年10月以后，即长征开始时的序列表
中革委及红军总部
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共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后）叶剑
红军长征路线图
红军长征路线图
英，共辖：红四、五、六师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共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即湘江血战中的全军后卫，全师几乎无人生还。）
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更、参谋长黄睿，共辖：红二十一、二十三师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后）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二十二师
还有两个军委纵队及教导师
军政委员会共辖：
主席：方志敏
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中革军委分会共辖：
主席：贺龙
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参谋长李达，共辖：红四、六师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共辖：无师。只有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团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共辖：
主席：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
共辖：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后）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共辖：红十、十一、十二师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陈海松、参谋长王学礼，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
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红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委詹才芳、参谋长龚炳章，共辖：红九十一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八、九十九师
以下三个军为各根据地独立军
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共辖：四个团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政委杨森
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荣、参谋长朱子修
懋功会师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此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的番号不变。
1935年8月15日，由朱德和张国焘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五个军（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第1，第3，第4，第30四个军（右路军），向巴西，班佑前进。
吴起镇会师
1935年10月23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1935年11月组成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前、后方的供给、运输、医院、学校和地方武装。1935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6年2月，主力东征时，曾用“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称号）。第4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同第4方面军行动）。
会宁会师
1936年9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同年12月，扩大组织，组成中央军委。1936年10月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辖第1方面军（西征期间称西方野战军，之后，所辖部队统归前敌总指挥部指挥）、第2方面军、后方司令部。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相关课文[人教版课标本第十册课文]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